1月22日，美联储在开盘前一小时召集紧急会议作出降息一个百分点的决定，原因在于法国兴业银行为那个违规的交易员在德国股指期货强制平仓，结果造成股指期货的狂泻，华尔街分析师当时并不了解欧洲股市暴跌的真相，普遍认为美股也会有400点以上的跌幅。事实上，道琼斯指数也的确低开将近400点，但是很快跌幅就收窄至90点，当时创下的11600点的新低至今没有再见过。

6月6日，美国股市受油价狂升10美元的影响出现近期罕见的400点的跌幅，第二天，中国时间的星期六，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执行时间分别为6月15日和6月25日。央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公休日作出这样看似紧急的决定，更没有解释为什么分两次执行的方案要提前这么多天宣布。结果可想而知，端午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指数狂跌257点，跌幅达到7.7%，以后的三个交易日更是下跌不止，短短四天时间中上证指数居然跌去了整整461点，跌幅将近14%。

中国发生金融危机了吗？

我们知道越南是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股市狂泻58%，那么中国股市从高点到现在下泻的幅度也将近54%，能不能倒推回去得出同样的结论呢？

显然不能！

但是中国股市如此的表现，却不能不给外界造成这样的印象。

我们为什么恐慌？

资本市场最害怕的是不确定性，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因为信息的垄断性，投资者特别害怕身处信息的死角，特别担心别人掌握着自己所不知道的危机，以至于自己作出错误的判断。

众所周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直是央行此轮宏观调控以来采取的主要手段，每一次提高的都是0.5个百分点，时间选择也基本上是在统计局公布CPI数据之后，这其实就是一种确定的预期。美联储也一样，不管是加息还是减息，一来开会的时间是确定的，二来幅度也是确定的。问题在于，美联储突然降息一个百分点的原因大家是知道的，但是中国央行的突然“变线”的原因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美联储的决定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而我们央行的决定却造成了市场目前这种态势。

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负责任？

5月30日的时候，管理层要求基金讲政治，讲稳定，6月10日之后，我们又该要求谁讲政治，讲稳定呢？

政出多门一直是行政的大忌，而我们的管理层并没有认识到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的涨跌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人民的财产，事关社会的稳定，金融政策的调整，影响决不仅仅是个别的银行，而是社会公众，因此，必须要有公众知情权的概念，而且必须要有问责的概念。

中国的投资者目前正在承受着史无前例的折磨，用内忧外患形容一点不过分，内忧不光来自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同样来自新股发行的不确定性，而外患则一方面来自国际油价的疯狂炒作，一方面来自对于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的忧患。毕竟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只是被动地对付因为外资流入而形成的流动性，主动性的措施又在哪里呢？反过来讲，外资流入中国会因为央行的政策而退避三舍吗？外资的流动性过剩和内资的流动性不足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矛盾，要防止中国经济的下滑，必须作出抉择，不能再这样没完没了地“纠错”。

当然，股市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投资者的情绪造成的，端午节流行的中国股市短信就是这样的心态。最近别进股市，大家都在转发这样的信息，否则是西装进去，三点式出来，奔驰进去，自行车出来。

节前的水皮杂谈提醒大家A股整体进入“买套”阶段，现在要提醒大家的是黎明前的黑暗是可怕的，但决不会持久。